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亮相与归隐解密原中顾委委员们的晚年片段

发布时间:2019-10-09 04:22:22

亮相与"归隐" 解密原中顾委委员们的晚年片段

1982年,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。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,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。它存在到1992年,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开国一代领导人们,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,完成了执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。  亮相与“归隐”  自1987年十三大起,每届党代会都会设名特邀代表。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,特邀代表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,也是党的老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公开亮相。 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,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,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。薄先后曾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。1999年,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,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。  或许是因为退休之后时间空余,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,也被充分发掘。  一些非政治性的“中”字头团体,有时可见老干部们的身影,或担任会长、名誉会长,或挂名顾问。 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、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曾担任“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”理事长,而他的前任,则是原中顾委委员、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。  开国上将肖克还创造了老人中最显着的文学成就,作为诗人和书法家,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浴血罗霄》获得了1991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。  上将吕正操则曾长期担任中国球协会主席,88岁时,他仍每周打四五场球,每场一两小时,运动量惊人。  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研究玩学而自称“大玩学家”,他还曾倡导“健康、科学、友好的麻将文化”,举办“中华麻将公开赛”。  老人们还撬动了堪称“浩大”的文化工程。肖克发起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,并挂帅编纂《中华文化通志》,共101卷、4000余万字,由全国近200位专家历时8年完成,1998年出版,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并作序。  “二线”政治  中顾委在1992年的十四大结束使命撤销,绝大多数老人完全隐退。但也有例外。  一些老人被安排进入政治性团体,以“半官方”或“非官方”身份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。原上海市长汪道涵1991年11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,直至2005年12月去世。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,成为绝响。  原国新办(中央外宣办)主任朱穆之,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,反击西方指责。1993年,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,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,后任名誉会长。 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

,朱穆之接受《人民》采访时说,“没有主权,那来的人权。所以还是邓小平说得好----真正说起来,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。”  1990年后,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,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。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、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,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。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、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,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。  绝大多数人因年龄、身体或其他特殊因素,深居简出,但仍保持对政治和时局的高度关注。  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每天都要看《人民》,从头到尾看,还有《环球时报》等。这些“学习”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。最近,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。“他碰到问题会到里面去找答案”。 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“考察指导”,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。[1][2]下一页不同声音,同样执着  2004年3月,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,原来,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。 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,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

。之前,他“坐轮椅飞天下”,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。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,“他(于光远)的事儿还多着呢!” 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。如,他妙解“和谐社会”:“和”左边为“禾”,右边是“口”,即人人有饭吃,而“谐”左边为“言”,右边为“皆”,即人人有言论自由。又如,他认为

,稳定是动态的稳定,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。 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,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,老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。 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汪做回忆录,已完成第一部。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,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,却不在意自己的“凡是派”标签。“他承认自己有‘两个凡是’的思想,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‘两个凡是’的创造者,我也没这水平,发明人死了,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,会觉得特别好笑。”女儿汪延群说。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,以免“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”。  个人史,往往伴随着争议,但党史界认为,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“越辩越明”。  “两头真”现象  “早年实现自我,中间失去自我,晚年又回归自我。”这是2000年,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《悼胡绳》时,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。《炎黄春秋》杂志的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“两头真”----意即“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,离休以后大彻大悟,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”----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。  2004年,原中顾委常委、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“对号入座”,发表《我也是个“两头真”》:“年轻时,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,提着脑袋找共产党,加入革命行列,真心抗日救国;年老时,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,真心反思,以求弄通,不当糊涂人

。” 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,反思文革时,也检讨自己:“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,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,斗这个斗那个,一直没有停。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,我照办了,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,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,当然由我负全责。” 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。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,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,都是因参加“一二九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。  2000年的一天,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,突然放下筷子问:“你们说说,年轻的时候,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?”见大家面面相觑,他又自言自语地说:“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、自由、富强的国家吗?”(苏永通 聂萌 房珊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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